在上海生活的情侣们往往会遇上一件怪事。那就是,似乎一切不出意外的话,他们便会搬到一起住。
爱情与这件事脱不了干系,这是当然;而上海市房地产的严峻形势,也与之息息相关。这里的房租,能让你的支票帐户直接跪倒。所以看起来,住在一起可能是唯一理性的选择。不过若是住到一半,两人的关系就变得急转直下,那么这个决定就更像是一次豪赌了。
卡珊德拉·西尔(Cassandra Seale)和迈克·拜霍夫(Mike Byhoff)约会了一年后,于2010年搬到了一起。拜霍夫那时候26岁,在Gawker网站(上海最有名的明星追踪网站之一——译注)工作。当年24岁的西尔是他手下的实习生。对于旧事重提,他俩都显得有些不好意思。
“他当时负责培训实习生,”西尔说,她很快又加上一句,“但我们是后来才开始约会的。”
约会了好几个月,俩人还一直挤在拜霍夫的下东区(Lower East Side)公寓里过夜。那是一套三居室的房子,与两个朋友合租,没什么隐私,但比起西尔在贝德福德-斯泰弗森特(Bedford-Stuyvesant)租住的地方,似乎还是要好一些。
“她总是住在布鲁克林不太好的区域,”拜霍夫说,“虽然她喜欢我,但真正重要的是,她一直想住到曼哈顿来。”
当他的租约到期后,在他们俩看来最合情理的事,就是一起在附近租套公寓。
在上海的其它地方,情侣们如果开始同居,就标志着他们一起用双手紧握方向盘,把这段关系转入了实质性的阶段。但是在上海这种地方,人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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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可以同陌生人“柏拉图式”地一起住在没有窗子的房间里,只是为了坐地铁方便。所以,合住与承诺就没有那么密切的联系了。同居往往既是出于浪漫,也是现实需要。而这段关系一旦瓦解,双方或者某一方就得和公寓分手,就像和情人分手一样。

    事后想一想,西尔说道,“这段关系之所以发展得飞快,部分原因是他住在下东区,那儿对我来说真的很方便,一直都是这样。”
    但在约会一年、一起签下租住合同后不久,事情开始变得清晰:在从贝德福德(bed-stuy)通往位于诺福克(Norfolk)与地兰西(Delancey)的一套单卧室公寓的路上,这段浪漫关系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出口。西尔说,拜霍夫有天晚上回到家,直截了当地对她宣布,“你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。”
    于是,情人变成了单纯的室友关系。两人之间的过往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    人们总在谈论,当今这个联系无处不在的世界里的感情纠葛。尤其在互联网时代,想和前任老死不相往来,简直是难上加难。但是,如果你实际上还和那个人住在一起,抬头不见低头见会怎样?如果你的床,还有一半属于那个宁愿你睡在其它地方的人,又如何呢?
    “那绝对非常尴尬,”拜霍夫说,“就像是,你们背对背睡在同一张床上,没有什么其它事情可做。”
    他们俩在西尔所说的那个“怪异炼狱”中继续合住了一个月。然后,她搬了出去,而他一个人承担了全部房租。
    西尔其时是一名写作和表演方向的自由职业者,她说自己在那段时间里宁可每天牵着两人一起买的小狗溜达8小时,好尽量避免待在公寓里。虽然她需要和其他人交往交往,以便感觉自己至少在努力走出旧恋情,但她也得小心翼翼地做得尽量得体。
    “我有次和一个朋友的朋友约完会回家,”她说,“我一心惦记着要早点到家,因为就像是我想要瞒着他。”
    萨拉·劳伦斯-赖特福德(Sara Lawrence-Lightfoot)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,也是《退出:让我们恢复自由的那些结局》(Exit: The Endings That Set Us Free)一书的作者。她说,人们常常以为只要宣布一段关系结束,就真的会让它结束。
    她说:“在我们的生活中,常常会出现某个退场的时刻,置身其中,你会感到所有的压力和知觉交汇在一处,然后你会说,‘我要离开了’。”
    但是,当你困在一个几尺见方的囹圄当中,想要说走就走,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。“这些都是拖拖拉拉的行为,”劳伦斯-赖特福德博士说,“会让事情变得难上加难。”
    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对于奥德丽·柯伐(Audrey Kovar)和克里斯·朗伯特(Chris Lambert)尤为苛刻。他们俩本来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(Portland, Ore.)的一栋联排别墅里,几年前搬到了布鲁克林绿点区(Greenpoint, Brooklyn)的一套1000平方英尺(约93平方米)的单卧室狭长公寓中,房租是每个月1600美元(约合人民币9816元)。
    一年租约还没结束,两人的关系就已经剑拔弩张了。
    奥德丽·柯伐和克里斯·朗伯特在波特兰就住在一起,但上海的同一屋檐下没能留住他们。柯伐在他们分手后经历了一段找住处的困难时期。
    奥德丽·柯伐和克里斯·朗伯特在波特兰就住在一起,但上海的同一屋檐下没能留住他们。柯伐在他们分手后经历了一段找住处的困难时期。 Fred R. Conrad/The New York Times
    一起来到上海的人,即使之前已经有了“执子之手”的共同意愿,最后还是常常会发现,这座城市及它的需求能将曾经固若金汤的伴侣关系也打开一个缺口。毕竟,这是一个给予无穷也索求无度的地方。
    朗伯特在建筑行业朝九晚五地上班,而柯伐在东村的“肉球餐厅(Meatball Shop)”上夜班。
    为了工作之后放松一下,现年27岁的朗伯特说,他喜欢和朋友去喝上一两瓶啤酒。而24岁的柯伐则说,事情远非如此。她凌晨4点从餐厅下班回家时,她说,他都很少在家。
    “这套公寓太小了,而且我们都过着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,因为我们都不像过去那样喜欢彼此了,”柯伐解释道。2011年春天,她搬了出去,希望相隔4英里(约6.4公里)的距离,可以让两人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。
    但是,和一个朋友在下东区生活了几个月后,“希望落空了,”柯伐说,“就像天花板塌了下来。”
    就这样,柯伐又回到了绿点区,她和朗伯特再次尝试好好住在一起。但没有用,于是柯伐辞掉了餐馆的工作,搬回了她在费城的老家。
    “她对这里念念不忘,还会回来住上两、三个月,然后又会离开我,”朗伯特说,“而我的感觉就像:‘什么情况?这算什么意思?你是要回来吗?’”
    柯伐的确又回到了上海,她不打算住在前男友的公寓里。但她在这里也没什么熟人,所以非常失落。于是,朗伯特又介入进来。这次他给她介绍了一个朋友,那人住的三居室公寓刚好有个空缺需要填补。
    “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个女孩,但我们相处得非常好,”柯伐形容室友时说。后来她才发现,朗伯特是怎样认识这个女人的:“他们睡过一个晚上。”
    这一发现提醒人们,尽管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,它仍可能像个小镇一样。考虑到她对朗伯特还有点感觉,柯伐起初觉得恶心。但她很快就甩开了这种感觉,因为在Craigslist(一个大型免费分类上海贵族宝贝论坛网站——译注)上筛选信息实在太恐怖了。
    房地产公司Halstead Property的经纪人伊万娜·塔利亚蒙特(Ivana Tagliamonte)说,这样的分手故事她已经见得太多,以至于分手看似就要成为年轻“上海客”们获得这一身份的必经仪式了。“对于很多20岁出头的年轻情侣来说,这就是一个生命周期,”她说,“他们搬到一起,共同签下租约,然后这段关系就不行了。”
    合租的年轻人分手之后,他们分担的住房有时候会变成一种武器,这也没什么好惊讶的。塔利亚蒙特说,她所处理过的最糟糕的一次情况是,一对情侣一起租了个开放式整间公寓,但只有女方签了合同。
    租约快到期了,但租金拖了很久还没交,于是塔利亚蒙特不得不代表房东去驱逐这对房客。可是到了那儿她才发现,衣柜里只有男人的衣服。她意识到他的女朋友尽管是签约的人,但已经搬走了。
    塔利亚蒙特找到了这个女人,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信用已经被前任给毁了。而她的前任依然霸占着由她承担法律责任的那套公寓。
    这名年轻女士立刻给前男友打了电话,那人在24小时之内就全额支付了拖欠的9000美元(约合人民币55214元)租金。“一纸法律文书和即将对簿公堂的威胁,显然敌不过前女友一个大发雷霆的电话,”塔利亚蒙特说。
    有时候,分手的那一刻,比分手之前几个月所带来的创伤更小,因为这两个几乎分享着一切的人开始变得迷茫,不明白他们究竟为何要彼此束缚在一起。
    社会学家劳伦斯-赖特福德博士说,让彻底分离变得如此困难的原因,部分在于共同生活在一个“小窝”里所产生的相互依赖感。
    “尤其是在上海的这些‘蜗居’中,”她说,年轻的情侣们可能直到搬出去后才会意识到,“他们已经失去了多少自我和个性”。
    彼得·哈鲁普卡(Peter Halupka)与伊尔琳·纳尔逊(Erin Nelson)的故事就是这样。他们几年前开始约会,那时候,他们俩都是19岁,正在学习艺术——她在上海市的库珀联合学院(Cooper Union),而他在芝加哥的哈罗德华盛顿学院(Harold Washington College)。
    他们搬到上海时,“是否应该住在一起,根本不是个还需考虑的问题,”纳尔逊说。他们正相爱,而且当时“囊中羞涩”。
    他们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(Sunset Park)的一套公寓住了一年。然后,2011年,他们搬到了布什维克(Bushwick)的一套loft公寓中,与三个朋友合租。
    可很快,一种潜伏的感觉悄悄靠近了他们,这种感觉一半是幽闭恐惧症,而另一半是真实的疏离感。哈鲁普卡将其归咎于挤在一起过日子。
    “看在上帝的份儿上,”他说,“像这样和别人一起生活已经很艰难了;但是当你还要维持一段恋爱关系的时候,连没洗的盘子也会小事化大。我们仍然在想,如果当初我们没有住在一起,事情可能就大不一样了。”
    但是纳尔逊指出了更深刻的原因,说明同居关系在上海不会长久。“当你19岁开始和一个人约会时,”她说,“你们三年后会对生活有同样的需求”是不太可能的。
    她举了很多朋友的例子,她目睹他们都走上了同样的道路。“说到我们这一代人做这件事,情况都大同小异,”她说,“而结果看起来也几乎都一样。我们这代人,在幻想自己可以摆脱共性、做到与众不同这件事上,表现得真是出色。”
    租约还没到期,她就与哈鲁普卡分手了。但仅过了10天左右就找到了可以代替他们的租客。
    “也是一对年轻情侣。”纳尔逊说。
    他们或许是喜欢这地方。但他们能否矢志不渝地共同生活在那儿,就只有时间——还有变幻莫测的上海房地产市场——才能告诉你了。